夏含夷认为，海内外的年轻人理应了解《诗经》。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和文献学的人来说，掌握经典至关重要。“如果是研究唐、宋、明、清及现代的中国，也应该知道最基本的经典，如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，也包括《论语》以及老庄思想。如《周易》，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和思想史尤为关键。”

夏含夷(Edward L. Shaughnessy)，美国汉学家，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、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主任，曾任美国汉学杂志《古代中国》(Early China)主编。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周及战国时期的文化史、古文字学、《易经》等。重要著作包括《西周史料：铜器铭文》《易经：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》《温故知新录：商周文化史管见》《孔子之前：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》《古史异观》《重写中国古代文献》《兴与象：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》等。

美国汉学家倪德卫(David S. Nivison)的汉学研究历程早期给予了夏含夷很大启发。倪德卫从研究清代的章学诚入手，进而追溯到明代的王阳明，再联系到战国时代的孟子，最后深入研究甲骨文。

69堂影视“《庄子》这本书特别有意思，当时我希望能用中文看，便开始学中文。50多年过去，现在我还在看中文，还在学习。”在美国汉学家夏含夷(Edward L. Shaughnessy)看来，不少人认为中文难学，实际上，作为语言的中文并不难掌握。中国文字本身较为复杂，但通过背诵，可以逐渐掌握。无论是研究中文、日文还是希腊文，都需要相应的研究和学习才能精通。

夏含夷指出，《左传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等经典频繁引用《诗经》，也证明了《诗经》在文化进步中的重要地位。除了其文化价值，《诗经》还具有美感。“我们对其研究尚不深入彻底。我也翻译《诗经》，翻译时力求更准确地抓住《诗经》的本意。”

“诗的美感很重要，翻译则交由读者评判。我会公开我的译文，期待读者的反馈，至少这提供了一个新的翻译。”在序言中，夏含夷阐述其对《诗经》的理解，对译文的解读，并探讨《诗经》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。

1980年代，历史学家许倬云著有《西周史(增订版)》；近年来，青年历史学家李硕出版了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。与中国学者不同，夏含夷对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研究。“我对中国文化有我的‘爱情’，我花了50年时间研究先秦文化，当然是有‘爱情’。我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文化跟文化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互相了解。”

夏含夷举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记载的题目内容仅约十分之一流传至今，而当前发现的相关出土文献与之相比则更少。“若将出土文献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比，我认为我们知道的还不到1%。”同样，他指出，物质文化中也有许多珍贵遗产尚未被发现，人们所了解的仅是冰山一角。

1970年代初，夏含夷读大学时接触了一部《庄子》的英译作品，深感其魅力，自此开始学习中文。如今他仍沉浸于中文的学习与研究之中。虽然研究方向有所变化，但其始终围绕汉学领域，深入研究中国先秦文化史，并涉足历史学、文字学等。

中国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陈梦家是夏含夷十分敬佩的学者。夏含夷回忆，1940年代，陈梦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学生举办讲座时，强调建立互相交流项目的重要性，并鼓励学生学好一门外语，尤其是与母语系统完全不同的语言。“必须要到国外看看这些不同的文化、文明，这非常重要。”夏含夷如是说。

“《周易》与《诗经》诞生于同一文化环境，都有相同的宇宙观。因此，要深入理解这两部文献，必须相互参照。这也是我从研究《周易》转向研究《诗经》的原因。”在夏含夷看来，《周易》的“象”与《诗经》的“兴”发挥着相似的作用。

近日，夏含夷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50多年来研究先秦文化史、古文字学等的学术历程，并解读其对《诗经》的翻译与研究。

在夏含夷看来，每个人研究《诗经》的方法各异，有人信奉《毛传》，有人注重逐字诠释，还有人关注其美感。因此，他主张各人按兴趣研究，不必遵循固定方法。

1978年，夏含夷进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时，倪德卫正研究甲骨文。与倪德卫的研究路径不同，夏含夷更倾向于从中国的起源、甲骨文开始研究，逐步推进至后续时代。“那时的想法是从中国的起源开始，一直向后推进，但我的研究止步于战国时代。”如今，夏含夷的研究更专注于西周至战国时代。

尽管西方读者目前普遍欣赏1930年代英国文学家亚瑟·威利(Aruthur Waley)的《诗经》英译，但夏含夷数十年来深入研究西周文字和中国古代文献，其在训诂学上有着深刻的见解。

在西方学术界，目前关于先秦史的诸多辩论都聚焦于《诗经》，尤其在口述文化与文字文化的争论中，多半都以《诗经》为论。“我不反对口述文化，《诗经》也依靠传唱，但我站在文字或文本这一边。诗大概是用一支笔来创造，传播和传授恐怕是有文本的，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汉代。”

“《诗经》很美。在全世界的文学当中，可以说《诗经》是最早有原文的诗。它在中国先秦时代是最权威的经典，比《尚书》《周易》更受到重视，孔子将其奉为经典。”夏含夷指出，《诗经》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风俗，更重要的是，其揭示了当时的宇宙论。在“六义”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中，“兴”最为关键，是理解《诗经》的“钥匙”。

说到《尚书》，夏含夷表示，其虽在五经中位居第二，但因其难度和枯燥，常被忽视。尽管如此，《尚书》仍意义非凡。相对而言，《诗经》不仅有趣且重要，更易于理解，因此值得每个人去了解。

夏含夷年轻时，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感兴趣。1974年大学毕业后，夏含夷曾在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师从经学宗师爱新觉罗·毓鋆，学习“四书五经”。“毓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是完美且完整的，无需新的考古发现来补足。我与老师的观点不同，我认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。”

夏含夷现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执教，最近他正为学生讲授《诗经》，也计划为研究生教授《尚书》相关课程，为本科生教授同样有关先秦时代的普及课程。他希望相关课程本科生可以上，研究生也可以参加。

近20年以来，夏含夷每隔三四年便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开设一门《诗经》相关课程，并在授课过程中翻译几首诗。如今，夏含夷享受读诗、翻译和解读的乐趣，闲暇之余，他决定将《诗经》中的305首诗全部翻译。

夏含夷认为，现代中国人和外国人在理解《诗经》上并无明显差异，彼此都非那一时代的人，因此建立文化交流的机会十分重要。“跨文化交流至关重要，我始终坚持，教育要超越各种限制。”(完)

《诗经》中佳作众多，比如常被人提及的有《国风·周南·关雎》一篇。与James Legge、William Jennings、Arthur Waley及Ezra Pound等人的翻译解读不同，夏含夷的译文以文献学为基础，对“关”“雎”等有着深入的考证和新的解读。如他将“关关雎鸠”译为“‘Join Join’, chirps the osprey”，兼顾音律与诗意。此外，他指出，识别《诗经》中提到的百余种不同植物并不容易。《诗经》中不同的草木禽兽名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象征意义，需要考究其历史渊源和内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