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E一个8:可以不可以

马国贤作为中西交往的传承者，在康熙皇帝去世后从中国返回意大利那不勒斯，着手建立了“中国学院”。当时马国贤本人在欧洲已经有较高知名度，他一同带回4名中国年轻人，希望培养他们做牧师，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。同时，他也将中文学习引入意大利，这无疑对中西方交往起到促进作用。那不勒斯也由此成为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

巴里奥：我时常自问，过去30多年间，中西方交流中的正面、积极的变化有哪些？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，我认为中国与意大利和与西方的关系，从很多方面看是在向前发展的。其中首要的一点是，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有了更全面的认知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时，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决定是疯狂的——中国当时被视作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度，那个时候学中文的意大利人也非常少。而现在每年都有不少来自那不勒斯、罗马、威尼斯等多个城市的意大利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。

中新社记者：我注意到您在中国学的很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，例如中国绘画、中国园林等。在进行如此长时间的中国学研究之后，中国学的哪个领域是您最感兴趣的？

中新社记者：若望·孟高维诺之后，又有很多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，这其中很有影响的人物，便是曾创办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前身“中国学院”的马国贤(Matteo Ripa)。您如何评价马国贤和“中国学院”？

巴里奥：在中国学研究中，有一类学者毕生只在一个领域钻研，时间跨度可能长达40年至50年之久；另一类学者在中国学的研究领域中有所变化，比如我。我之前也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学生，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传统的“风水”，我那时对“风水”很感兴趣。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园林艺术，接下来我又去研究中国传统绘画。最后我明白中国“风水”、园林艺术、绘画艺术的本源都是和道家思想有关，这些研究领域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。我现在研究的主要领域仍是道家思想，也曾出版过相关书籍。

巴里奥：马国贤来中国已经是清朝康熙时期。在他之前已有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，为双方的关系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。在马国贤的时代，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。

我已58岁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要研究。如果学生对现代汉语感兴趣，大学里有很好的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，而最重要的是要打好学习的基础，才能研究其他。

在我看来，不论是从意大利还是欧洲的角度，将我们所学的中国学知识传承下去至关重要，不但要把这些知识传承给下一代，更关键的是让意大利和欧洲的更多普通人对中国学有所了解。这是中国学学者的责任，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。

我现在还研究东西方文明交往史。今年是马可·波罗逝世700周年，我刚刚出版一本对马可·波罗时代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研究的书籍。

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现在有各种学生交换项目，意大利学生可以通过相关项目更方便地到中国学习，中国学生也可以到意大利来学习。同时，意大利外交部有支持学生到中国学习的奖学金项目，据我所知已经存在很久了，我本人也是该奖学金的获得者。(完)

巴里奥：我现在主要教授中国古典文化课程，也教授现代汉语。我对学生们说，研究中国，不要“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”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也很复杂，但不要被吓住。当然也绝不可能仅通过中国古典文化或现代汉语等一两门课程，就能了解中国所有的事物。

巴里奥教授著有《道教的历史、思想与实践》等多本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学术专著，并以多种文字发表很多学术文章。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传统园林艺术、道家思想及东西方交流史等。他目前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讲授汉学和中国学相关的多门课程。

毛里齐奥·巴里奥(Maurizio Paolillo)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哲学教授。他曾担任意大利萨兰托大学研究员。他早年曾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，1999年获得热那亚大学印度和东亚艺术史博士学位。自1993年以来他一直是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(AISC)的成员，并曾担任该协会董事会成员；他也是欧洲汉学学会(EACS)的成员。

13世纪末，意大利传教士若望·孟高维诺(Giovanni da Montecorvino)受教廷指派来到中国，成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。他在中国30多年，在元大都(今北京)病逝。这被认为是早期东西方交往的重要篇章。与此同时，来自元朝的拉班·扫马(Rabban Sauma)从元大都来到意大利，并曾晋见教皇，他也成为有据可查的首位到达西欧的中国人。

巴里奥：13世纪到14世纪，西方已经与中国的元朝建立了联系，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皇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，尝试与元朝合作打击土耳其人，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开始崛起，逐渐有控制地中海之势。

ONE一个8:可以不可以“中国学的世界对话·比利时论坛”近日举行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对从事中国学研究30多年的意大利知名汉学家、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毛里齐奥·巴里奥(Maurizio Paolillo)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拉班·扫马与若望·孟高维诺、马可·波罗差不多都是同时代的人物，可见当时的东西方交往已经达成了双边互动，我也对这些为促进东西方交往作出贡献的人物深表钦佩。那个时候的东西方交往非常重要，绝不能被忽视。

当前西方的中国学研究面临政治因素影响。在欧洲，学者的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平衡，一些对华政治决策的制定并没有事先征求学者的建议，也就是说中国研究者并没有与政策制定者建立沟通和联系，这是个问题。另外，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内容有太多只停留于表面，这也需要有所改观。

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后，“中国学院”更名为“皇家亚洲学院”，1888年改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，成为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，作为历史的传承，继续为东西方交往发挥重要作用。这里也是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好场所之一。就中国来说，人们大都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，而在这里，人们能够发掘中国成功的根源所在。如果无法看到和了解这一根源，正确看待中国便无从谈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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